AI：從好工具到偶像的距離（1）

2025年12月，《時代》雜誌公布了年度風雲人物：「AI的建築師」（The Architects of AI）。封面上站著的是Jensen Huang、Sam Altman、Elon Musk、Mark Zuckerberg、Lisa Su等人，這群設計、打造並推動AI革命的科技領袖。《時代》總編Sam Jacobs這樣解釋這個選擇：「2025年是人工智能的全部潛力呼嘯而至的一年，而且很清楚，再也沒有回頭路，也沒有人可以選擇置身事外。」

這不是《時代》第一次把年度風雲人物頒給非個人的存在。1982年是個人電腦，1988年是「瀕危的地球」。但這一次，雜誌刻意選擇的是「人」而不是「技術本身」，是那些想像、設計、建造AI的個體。這個選擇本身就說明了什麼：AI已經不只是一項技術，它是一場由具體的人所推動的文明轉向。

而這些人在說什麼？

新的救贖敘事

Google的執行長Sundar Pichai在2018年的達沃斯論壇上說，AI是「人類有史以來所從事的最重要的工作」，「比火、比電力都更加深遠」。到了2023年，他在CBS的《60 Minutes》節目上再次重申了這個比喻。而且他的措辭：不是「很有用」，不是「將大幅提升效率」，而是「比火更重要」。火，那個讓人類脫離黑暗與寒冷的東西。

OpenAI的執行長Sam Altman在他的文章中寫道，AI革命「將創造驚人的財富」，勞動的成本「將趨近於零」。他把AI列為人類歷史上第四次偉大的技術革命，繼農業、工業、電腦之後。在他的願景裡，AI將讓人人都能獲得頂級的教育和醫療，物價將大幅下降，人類將進入前所未有的豐裕。

而在政治層面，AI已經不只是科技議題，它是國力的象徵。美國總統Donald Trump在2025年上任第二天就宣布了「星門計劃」（Stargate Project），一個高達五千億美元的AI基礎設施投資，他稱之為「史上最大的AI基建項目」，是「對美國潛力的一次響亮宣告」。同一週，他簽署了行政命令「消除美國AI領導力的障礙」，明確要維持美國在AI領域的「主導地位」。AI不再只是矽谷的生意，它成為國家戰略，是大國競爭，地緣政治角力的前線。

我們常常聽到這樣的說法：AI將帶來解放，AI將消除不平等，AI將開創新紀元。這不像是在介紹一款產品，更像是在宣講一種信仰。當所有人都在用同一種語言、朝同一個方向、建造同一座通天的塔，我們很難不想到巴別塔。

但AI不是那座塔。技術作為人類理性和創造力的延伸，本身確實可以造福人類。真正的巴別塔是人心裡的那個渴望，即我們可以靠自己建造一個讓自己滿足的世界。一旦這個渴望成為一整個時代的驅動力，任何工具，無論多好，都會被捲入那個方向。

我不懷疑這些領袖中有人真的懷著單純的善意在推展這場新的革命。但這裡有一個更根本的問題：當一個產業膨脹到以萬億美元計算的規模，當股東的利益、地緣政治的博弈、資本的慣性全部湧入，任何個人的善意都很難抗衡這股洪流。Jacques Ellul在《技術社會》（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）中半個多世紀前就警告過：技術一旦形成體系，就不再服務於人的目的，而是按照自身的邏輯運轉。你以為你在使用它，其實它在塑造你。

所以我們需要誠實地問：這場革命，到底是為了解放人類，還是另一種權力的遊戲？是出於對人類的愛，還是出於害怕被淘汰的恐懼？

一場不平等的盛宴

為AI辯護的人通常會搬出歷史。他們說：你看，每一次技術革命都帶來了進步。印刷術讓知識不再被某一些階層壟斷。蒸汽機把人民從農田裡解放出來。互聯網讓偏遠山村的百姓也可以接觸到世界流行的資訊。數據不會說謊，人類的平均壽命延長了，識字率上升了，極端貧困的比例下降了。

這些都是事實。技術帶來的進步是真實的，我們不需要否認這一點。

但這些事實遮住了另一組事實。

每一次技術革命在宏觀數據上帶來「進步」的同時，也在製造新的不平等形態。互聯網確實讓資訊民主化了，但同時也製造了Shoshana Zuboff在《監控資本主義時代》（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）中所揭露的全新剝削形態。Zuboff用了一個令人不安的比喻：這就像偷獵者為了象牙屠殺大象。在這個經濟模式裡，我們的行為數據被提取、加工成預測產品，在行為期貨市場上交易。我們既不是顧客，甚至不是產品本身，我們是被榨取之後丟在原地的東西。

每一次技術革命在宏觀數據上帶來「進步」的同時，也在製造新的不平等形態。

而哈佛大學那項持續了八十多年的「成人發展研究」反覆證實了一件事：人類幸福最核心的因素不是財富、效率或技術，而是深度的人際關係。技術進步帶來的物質改善是真實的，但它始終沒有回答人心最深處的那個渴望：被看見、被認識、被愛。

人們熟悉的80/20法則（百分之二十的人擁有百分之八十的資源），在AI時代極可能演變為1/99的格局。當然，人們偶爾會看到令人振奮的故事：某個草根創業者用AI鹹魚翻身。但每一個這樣的故事背後，有多少人在技術的洪流中被淹沒，我們不會聽見他們的聲音，因為沒有人報導失敗者。

技術革命更像是一場洪水。有人在洪水中造了船，坐上了船，有人在同一場洪水中溺水。而造船的人，往往也是控制水閘的人。

如果AI時代的敘事和受益結構是這樣的，那麼下一個問題就是：AI真的只是一個「中性的工具」嗎？

延伸閱讀

📖 Jacques Ellul，《技術社會》（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，1964）。理解「技術不再服務人的目的，而是按自身邏輯運轉」這個論點的原典。

📖 Shoshana Zuboff，《監控資本主義時代》（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，2019）。哈佛商學院教授Zuboff揭露了數位經濟的真實邏輯：你的行為數據被提取、加工成預測產品，在行為期貨市場上交易。厚達七百多頁，但前三章就足以顛覆你對「免費服務」的理解。

📖 Robert Waldinger & Marc Schulz，《The Good Life》（2023）。本文提及的哈佛「成人發展研究」，這本書是該研究最完整的大眾讀物。

🎬 Robert Waldinger，TED演講：What Makes a Good Life?（2015，超過4000萬次觀看）https://www.ted.com/talks/robert_waldinger_what_makes_a_good_life_lessons_from_the_longest_study_on_happiness